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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有关国企改革的各项举措已正式进入落地期，预计今年下半年，地方国企混改将在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力提速。而在改革推进方式上，有可能会与国务院国资委的“双百行动”相结合，转向于混改与其他改革综合推进。

所以当时出台的政策是：除去“工作能力特别优秀的”的之外，对于低学历员工给了几年的“缓冲期”，时间一到，如果无法达到“最低大专”的学历要求，工作合同就不再续签；而对于那些年纪特别大、已经不太可能再去读书、合同也是无固定期限的老员工，银行则直接采取“买断工龄”的做法，让他们拿个几十万回家，社保、养老金继续由我们行里负担——这样，等过个几年，他们就可以退休拿养老金了。

央行对财政政策有什么影响呢？如果央行对数字货币不付息，量有限，央行获得的便利收益收入也有限。但如果付利息，可能就带来央行利润的明显增加。过去由银行获得的提供公共服务的收益部分就回到了央行手里，央行作为政府的一部分，意味着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增加，财政扩张的空间增加，财政可以更大力度的减税和增支，而不体现为赤字的增加。从某种意义上讲，随着央行数字货币尤其是付息货币的发展，历史的钟摆可能回摆，回到早期银行体系不是很发达货币增长主要来自财政的模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些高净值人群。因为新个税法规定了纳税人认定标准与反避税条款。新法规定，只要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183天即为纳税居民，其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和境外所得都要纳税。这个规定简单易行，且与国际标准接轨。而反避税条款则赋予了税务机关对非法避税行为（如无正当理由的非独立关联交易、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以及通过低税率国家或地区进行避税等行为）的调整权力。考虑到我国此前已经加入了CRS（即共同申报制度，旨在推动国与国之间税务信息自动交换，打击利用跨境金融账户逃避纳税行为），而且国家税务总局将于2018年9月份与其他国家（地区）税务主管当局开始第一次信息交换。这两项新规定将会使逃税的空间变得非常狭小。

我的观点是，数字经济时代重点可能并不是所谓币值稳定的问题，而是信息技术和数字化如何影响货币工具发挥其货币功能，主要是交易和支付工具的效率和安全问题。从宏观来讲，供给缺少弹性使得比特币难以成为货币，但在微观层面区块链技术可以借鉴，提高支付工具的效率。数字经济/数字货币并没有一个大家共识的定义，往往是大家根据自己的理念强调某一个视角。我的观点是任何因为信息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带来对支付和储值工具效率和安全的影响，并且这一影响带有一定的系统重要性，甚至影响记账单位的功能，都可以归为数字货币的范畴。

总行的风控经理半推半就地接受了邵总的建议，在上海玩了一天后坐飞机回北京去了，而邵总说的那个“报告”，其实我们自己早就写好了，风控经理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这样“贴心”的服务，都是为了尽快打发这位“瘟神”——当然，接待费用也全是从邵总的信贷部报销。